引
昨晚看完《比山更高》后，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开山节”：
早上起床热早饭时，偶然一瞥窗外，看到了幺妹峰的身影，那么清晰，阳光将它染成了金色。
我关掉火扔下馒头，拿起相机就冲向了楼顶。
楼顶已经有人占据了最佳机位。
我望着海市蜃楼般的幺妹峰，和其中一位同样在拍摄遥望雪山的路人搭讪到：现在只能看到幺妹，周边山脉都看不见，不知道值不值得我请半天假上龙泉山拍。
关于 《比山更高》 这本书，简介说：“本书讲述了过去二十年来，中国自由攀登者用攀登书写各自的命运，在山上跨越生存和死亡的故事。自由攀登者是中国特有的一群人。他们只有寥寥几百人，却是中国死亡率最高的运动群体。遇难者的平均年龄仅有31岁。本书作者通过采访大量人物、挖掘大量碎片化资料，站在每一个年轻命运的人生十字路口上，记录中国自由攀登者的真实故事，通过他们的生命轨迹透视他们生活过的那个时代，书写了一部不为人知的登山史诗。这不只是一组登山者的群像，更是一个个不同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在死亡的悬崖边追寻自由与自我的故事。他们在身体力行地告诉世界，他们甘愿用死亡的风险与代价换来可以超越一切的自由意志。”。
简介中出现的最多的词是“自由”，全文中也在通过大量人物的非虚构事迹阐述登山届不同时代的领军人物或是顶级登山者对于自由的探寻与思索。
在阅读本书之前，我完全不了解登山，更不知道阿尔卑斯式登山和喜马拉雅式登山的区别。
也与大多数人一样，提到登山，总会想到攀登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也觉得登上珠穆朗玛峰这就是最厉害登山者。
后来，也偶尔会看到有人说登珠穆朗玛峰是“最没有难度”的攀登，有钱就能上，只要你钱管够，夏尔巴人背都能把你背上去。
看完这本书，我终于理解了上面这句话的意思，虽然说的有点“夸大其词”，但大概也是这样。
关于登山关于自由，虽然我没有登过山，以后也大概率不会像书中各个主角一般“行走在悬崖边缘”，但是似乎同大多数不甘按部就班的“社畜”一样，胸腔深处也有一颗向往自由的心。
山
登顶失败了，但几周的朝夕相处与几个月来的训练，今每名队员都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和虔诚心。这些刚上大学的年轻人挣脱了高考的束缚，身体里的荷尔蒙高涨。他们急于寻找到个出口，渴望献身给某个看似更高贵的东西，或是爱情和自由，或是一个集体。也许学生社团内部的凝聚力，不仅恰到好处地稳固了严冬冬高中毕业后内心的失重感，还改变了这名孤僻少年对人与人之间、人与集体之间关系的看法。
“它(社团的凝聚力)很虔诚，就是很多人为了梦想去无私付出的气氛，然后就让你在感动中去做这件事。这种感觉或许难以持久，但在那几年里会非常非常喜欢它。”严冬冬后来说。
在大二开学第一周的招新大会上，严冬冬从新生蜕变成了登过雪山的老队员。他和朱振欢在社团招新的摊位前拉拢往来的清华学子，还亲自撰写了招新的文案:特别适合那些“喜欢浪漫的同学，喜欢晚上躺在帐篷里数星星的同学”。还真有不少人被这句文案吸引过来，成为科考协会的新成员。
严冬冬几乎把大学四年期间的全部精力都投入社团协会中甚至扔下了专业课，好像大山才是他真正的大学。
读到上面这段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共鸣感。
恰如严老师一般，上大学后也加入某运动社团，在社团中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归属感。
我的大学生活大部分时间也贡献给了社团。
也许多年以后的如今，我对于这种归属感已经逐渐“祛魅”，但是当时带给我的自由的感觉却是真实存在过的。
我们也会在暑假时组织一场横跨祖国多个省市的长途骑行活动。
虽然如果类比书中的登山方式，我们的骑行方式更像是“喜马拉雅式骑行”——什么东西都给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只管每天按照计划“闷头”往前骑就行。
但是这对于我这样的刚高中毕业离开家乡，对一切都好奇的小子来说，这已经足够吸引我了。
在日复一日的爬山拉练中，我逐渐爱上了这种感觉，爱上了在山中自由骑行的感觉。
毕业后我也依旧在骑行，从山地自行车到公路自行车再到现在的摩托车。
每次有人问我成都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的时候我都只能挠挠头表示：“不知道啊，我骑车都是往山里钻的，你想爬山吗？我可以带你去爬山，成都周边的几座山我都摸熟悉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知道了 “在成都遥望雪山” 这件事。
站在高楼林立的都市中，抬头就能看到百公里外的雪山，这将是一件多么震撼的事？
于是我开始疯狂的追寻那百公里外的“魅影”。
我无数次在凌晨爬上成都东边龙泉山顶，只为等待“幺妹”的赏脸。
但是总是寻而不得，于是我转而去离的更近更容易看到“幺妹”的西边的蒲江长秋山。
终于，我见到了清晰的“幺妹”真容：长秋山遥望雪山。
那种感觉，震撼，感动，也有点失落。
似乎追寻了一年多，终于看到了如此清晰的“幺妹”，反而有一种失落感。
就像小海登顶贡嘎时的平静与失落一般：
“你一直想做一个这样的事情、想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你不知道上去会是什么。你登完之后，你发现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很普通。”多年以后小海总结道，“你只是登顶那一刻很嗨而已，下来之后你就觉得很失落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为啥有点像空虚那种的感觉……就像你一直期盼彼岸，到彼岸之后，操，跟那边也没啥区别的那种感觉”.
我知道，我需要的是比在长秋山遥望雪山更震撼的 “View”：目光由龙泉山穿过真正成都主城区，从真正的高楼林立之间，一览邛崃山脉的雄伟壮观。
或者，我需要的是比山更高的视野，如同阿左和昊听登顶后，由仰望变成俯瞰的痛快。
比山更高
追寻自由，追寻比山更高，总是要付出代价。
看着书中的人物在意外中去世时，总是会忍不住鼻头一酸。
或许前一页还在描写他们的成就，还在写他们的生活，还在计划着登完这座山之后要去做什么，下一页无情的意外就剥夺了他们的生命。
或许从他们决定追寻自由的那一刻开始，这样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
尾声
原本有很多感触想说，但是刚开始写下一个开头后就被琐事打断，当我第二天再次准备续写时却再也写不出来了。
那就这样吧，兴许日后会重新补充完善修改完整。
后面就贴上一些我感觉很有感触的段落：
“我认为自己已经可以淡然接受'别人坐飞机的时候我要坐火车硬座，别人住宾馆的时候我要住青旅，别人包车的时候我要赶大巴’这样的状态，因为这是自由代价的一部分。”严冬冬在2009年的年度总结中写道。
登山者意外离世后，过去的生活习惯依然在亲友的余生中延续着;曾经喜欢喝的啤酒、经常逛的公园、约好碰头的公交车站……一切如常，只是少了个同伴。他们上一刻还沉漫在过去的美好回忆中，下一秒恍然于无可置辩的残酷现实。这种强烈的反差每时每刻都会带来无尽的怅然。
许多人都描述过那种突然失去亲人的感受，巨大的失落感如海啸般吞没了他们的余生。海啸过后，悲伤就像一波又一波潮水，不断冲击着他们脆弱的内心堤坝。终有一天，他们下定决心，要努力走出事故的阴霾，要与过去切割，要重新开始下段生活，要在心里修筑起一扇更加高大而坚固的墙。他们做到了。他们终于重振了生活的信心。但总会有些不经意间的瞬间，一个似曾相识的场景、一场久久回味的梦，或者仅仅是张照片–这是他们与逝者为数不多的联结–轻易地击溃他们的心理防线。他们明白，必须学会与这虚无和悲伤独处。他们别无选择。
在工作与自由之间，伍鹏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过去十多年来，他已经跳槽了七八次。每当他辞职的时候，领导和同事都十分不解地问他，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不干了? “也许是他们不懂，人生中能够有自由自在的日子，足矣。除了最美好的记忆，还有什么能陪你一辈子呢?金钱?房子?地位?都不行。最美好的记忆，在办公室里是等不来的。”伍鹏曾写道。
记忆中崭新的装备，现在已经变得过时而且锈迹斑斑，但那种熟悉的感觉却实实在在地透过手心传来。太多年轻的面孔和故事随着记忆汹涌而至，恍若隔世。”王大回忆道,“我得承认我有点老了，会在这时控制不住……”
王大、伍鹏和赵四流下眼泪。箩筐也沉浸在这种怀旧的情绪中，在大石头上打了一枚挂片。伍鹏把十年前的这些装备器材挂在挂片上。王大和伍鹏对着这块大石头、对着王茁的装备说，这是2014献给2004的时间胶囊，也许十年以后我们会再来。
伍鹏补充道，2024。
赵四说，2034。
伍鹏看着这些充满回忆的装备，说，这就是我们的青春，如果能完成这条路线，我打算叫它“十年”。三个人哭了哭，又笑了笑。
魏宇想起来当年她刚认识伍鹏的时候，在那顿饭局上、伍鹏说，他要是得了癌症晚期，他就去爬K2，留在山上，是啊，每一名登山者都不希望死在山上，可每一名登山者又都希望死在山上。
想到这里，魏宇对何川说，她希望把伍鹏留在山上，就别往下运了。“这种环境你也知道，运下来对于小河、孙斌也挺险，没有必要遭这个危险。”魏宇后来说，“而且运下来又能怎么样呢?他既然喜欢在那，就干脆让他留着对吧。他又喜欢清净。那块一直都是他喜欢的。对。都留在那里……这山就是他的了”。
幺妹峰的顶峰曾是昊听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如今，他和阿左第一次尝试竟然就成功登顶了。他徒步过很多险远的路线也领略过很多险峻的山峰。从前，他一直在山脚下拾头仰望如今，他试着站在山顶俯瞰。曾经在喀喇昆仑山区瞭望过的座座野蛮巨峰，似乎也从不可能变得充满了无限可能性。
虽然登山者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但选择的恶果却再次由登山者的家属承担。关于登山者自私性的话题争论不休。在中式家庭里，这个矛盾又被无限放大。过去几年，一些学生的父母找到曾山，希望他不要再教自己的孩子登山了。曾山往往先用他的中式经验安慰这些忧心忡忡的父母，他可以培养他们用最安全的方式去攀登。同时，曾山也用他的西式理念恪守着自己的底线，坚定地告诉他们:他是一名登山者，登山与培训登山是他喜欢的事情，他不可能放弃。
“如果你放弃很喜欢的事情，我觉得这一个人身体里的某个部分就死掉了。你变成了不完整的一个人。我相信登山也是一样的,”曾山说,“如果一个人喜欢去登山，就让他去登山。如果父母不让他去登山，我觉得不让子女追逐他们热爱的事情是非常自私的行为。
他回到了熟悉的香港。他觉得这钢筋水泥格外陌生，摩肩接霞的行人比他去过的荒漠更显冷漠。“我喘不过气，感到窒息。”他说。他回到阔别已久的工作室，把行李丢在地上，在沙发上疲惫地昏睡过去了。
在回港后的10天里，Stanley依旧沉浸在在路上的生活，过了很久，才逐渐从旅途过后的情绪中平复下来。他开始反思过去几年的生活。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渴望自由却不懂何为自由的小屁孩，抱着满脑子的浪漫主意，误以为背起背包就可以获得真理。然而当一段段逃避性质的旅行结束，他只感到了虚无。唯有攀山，攀山让他发自内心地感到充实而快乐。
与李宗利相比，登顶贡嘎山之后，小海显得格外平静。或许有点过于平静了。
“你一直想做一个这样的事情、想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你不知道上去会是什么。你登完之后，你发现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很普通。”多年以后小海总结道，“你只是登顶那一刻很嗨而已，下来之后你就觉得很失落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为啥有点像空虚那种的感觉……就像你一直期盼彼岸，到彼岸之后操，跟那边也没啥区别的那种感觉”
这种失落感在小海的心里回荡了一阵，起起伏伏。一个月后，刘兴遇难。小海平静的心再起波澜。他读到了《户外探险》杂志上一篇纪念刘兴的文章，文中写道:“据说人的细胞平均七年会完成一次整体的新陈代谢，第七年可能会因生活的平淡规律而感到乏味，进入倦息期便要经历一次危机考验。而刘兴的登山梦，从开始到结束，也正好七年。”
小海看到这段话后陷人了沉思，一边思考着自己的未来，一边坐在自由之巅的客厅里喝着闷酒。阿楚看到师兄正独自饮酒，问他怎么了。小海对阿楚说，他也正好到了七年，感觉到了瓶颈，刘兴选择了突破，结果出事了，那么他自己该怎么选择?小海更像是在扪心自问。其实他已经有了答案。只不过这个答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在23岁的年纪登顶了贡山，却在24岁选择回到家乡，在青海的草原上做一名普普通通的牧民。
《极限登山》中有一段话:“年轻人凭着一腔热血，经常能表现出毫无基础的勇敢，所谓无知者无畏。不过在阿尔卑斯和喜马拉雅山区，有许许多多的路线就是凭这种无知无畏开牌出来的。如果一位年轻的攀登者能从这样的心态中幸存下来，他她最终会积累足够多的经验，将无知带来的狂妄转化成理性的自信，从而增加攀登成功的概率，减少死亡的风险。”
现实社会中，人们对于无知与无畏的判断往往取决于最后的成败。如果一名攀登者不幸遇难了，无论他在攀登过程中展现了多少勇气，这次攀登往往被归类为“无知”。如果他九死一生地活下来了，无论他在这次攀登中犯了多少错误，这次经历往往被当作“无畏”。有时候，那些看似无畏的壮举也暗藏着许多危险。
“第一次成功，第二次成功，第三次成功。然后你就会好像觉得说你是invincible，你是无敌的，你可以做所有的事情,”Stanley说，“但是对一个爬山的人来说，这个很危险。你要抓住那个平衡，不然的话，总有一天你会出意外。
从喀喇昆仑山回到四川才两个月，阿左便和刘峻甫再次出发，去川西登新的山峰。
“我知道很多非常热爱攀登的人，他们的搭档出事，第一天就不再攀登，卖掉他们所有的装备,”曾山说,“我还知道有一些人，如果一个好的搭档离开，还依然决定做这个事情，发自内心决定做这个事情，而且攀登越来越积极。攀登所给予他们的东西，完全超越了被攀登所夺走的东西。”显然，阿左属于后者。
阿左利用这几个月居家的时间，翻出来在巴基斯坦拍摄的素材。他想把这段故事剪成一个片子。他觉得数字化的影像作品或许比他的生命更长久。这样以后大家在怀念这些朋友的时候,“偶尔翻一翻，有个地方可以看”。吴昕曾经与阿左讨论过，梦幻高山一直在给品牌或赛事拍片子、剪片子，迟早有一天也要拍一拍他们自己的故事。如今，这个想法竟然以这种方式实现了。
阿左翻出昊昕和Ken在巴基斯坦拍的素材、几次搜救时拍的素材，还翻出来2018年阿尔卑斯攀登、2017年么妹峰攀登、2016年大雪塘三峰攀登的素材……他沿着这条时间线、溯源到了他们最开始认识的那家肯德基。他尽量挑出昊昕和Stanley快乐而欢笑的场景。他想让大家知道，其实他们在山里面是非常开心的。然而阿左搜遍了硬盘里的素材，才意识到一直以来都是他和吴昕在拍别人，真正有吴听的镜头素材反而少的可怜，他一遍一遍地回顾这些记忆碎片，沉漫在过去的回忆里，常常看着看着就哭了，一度忘了挑素材的目的。
自从吴听出事以来，在阿左内心深处一直有个情结在作祟:他把吴昕遇难的一部分原因归结为“捧杀”。当年他和吴昕登顶么妹峰后，从寂寂无闻的登山爱好者，一夜之间成为大家口中的大神，被媒体报道和身边的吹捧裹挟着。“有时候可能别人觉得你很厉害，你就真的觉得自己很厉害。我发现好多事故都是这样子。”阿左说。没有人确切知道，吴昕的心境变化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他加入那支喀喇昆仑山队伍，又在攀登过程中如何影响他的判断。至少阿左还保持着清醒。他知道登顶么妹峰算不了什么。在真正的一流登山者面前，所谓登顶么妹峰的“大神”只不过是刚刚入门而已。因此，阿左非常讨厌被称为“大神”，甚至有点谈大神色变的敏悉。
事实上，无论是中国的金犀牛奖还是国际上的金冰镐奖都不应该成为驱动登山者追逐更高攀登成就，抑或是追求快乐的一个动机。如果一名志存高远的登山者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登山理想，这就是他所获得的最高荣誉与最好回报了。这种回报要超过甚至远超过这一成就所带来的名与利。 你本来就是应该去享受登山本身带给你的东西，而不是登山之后带给你的东西。这个才是真正享受的过程,”周鹏说“如果享受的是后面这个过程的话，就像《极限登山》里面写的，要么搞不成，要么很快就挂掉。”
第三天清晨，天刚蒙蒙亮。他们望到远处四姑娘山大峰、二峰顶上金光闪闪。那些是正在排队冲顶的登山客户。阿楚和小刘打开了头灯。此刻，么妹峰脚下的人们也在望着他们:在淡紫色的晨曦中，他们的头灯点亮了顶峰处，把么妹峰变成一座宏伟的灯塔。
这天晚上7点多，许多登山爱好者惊奇地发现，在“直播中国”网站–中央电视台利用5G信号与4K技术，在中国各大地标性的景观处架设机位，24小时全天候直播–常年在长坪沟架设机位的黑白直播画面里，幺妹峰南壁的正中央，竟闪耀着一簇光芒。这光芒正缓缓下降着。等到黑夜彻底笼罩大地的时候，阿楚和小刘的头灯竟是黑漆漆的夜空中唯-一東光亮。在大山的映衬下，这明明灭灭的光如烛火般微弱，却从未熄灭过。
一名伟大的登山家曾经说过，高山是人类用来检视自我的标尺，若非如此，高山只不过是一堆石头而已。在中国登山界:幺妹峰曾被誉为高高在上的技术殿堂。它既是自由攀登者成长过程中的必经之路，同时也限制了年轻攀登者的想象力与进步空间。但随着2021年底，两对平均年龄不过26岁的年轻登山者在72小时之内接连登顶，它的神话破灭了。也许在之后的二十年里，么妹峰依旧是一座自由攀登者用来检视自我的山峰，但它的顶峰不再是那个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地方了。
“登顶之前，我认为攀登么妹在国内就像是'投名状’，它代表了你对攀登的热情，表露你攀登的决心，爬上去了，你才真正算是人了攀登的门，就像《水浒传》里说的，要想当梁山好汉，先带上你的投名状,”阿楚后来在攀登报告中写道，“但 是攀登真的需要投名状吗?”攀向高处不需要理由。
登高山的意义，直到攀登这一行为被赋予了战胜逆境般的人生隐喻，而顶峰也被塑造成了一处具象化的奋斗目标。然而在真实的世界中，山的顶峰不过是地质学上的偶发事件:在某个时间点，一堆石头或一条冰川恰好被抬升到了最高处，成为一组凸起的坐标。到达一处地球上比比皆是的坐标点的行为，本质上是无意义的。在许多人看来，为此承受人生的不稳定性与巨大的恐惧感更显荒谬而疯狂。为了一个没有世俗价值的目标，孤独地走向空无一人的大山，甘受生之痛苦、直面死之风险,这便是自由攀登者的崇高，也是人之为人的美妙与独特之处。
2023年夏天，何川与孙斌终于来到这座山峰的脚下。他们沿着著名的“永恒的火焰”路线，攀向这座塔峰的山顶。眼看就要登顶，在距顶峰5米的地方，何川突然停下了脚步。
“二十年前看到这个山就想登顶、就想来爬，今天终于实现了,”何川对着镜头感慨道，并拿出一张照片,“我还带了王茁和伍鹏的照片。我想带他们一起来登顶。”
这是一张有近二十年历史的老照片。2004年，伍鹏、王茁、王大、赵四等人第一次尝试攀登婆缪峰失败。在回成都的路上,经过巴朗山垭口的时候，王茁和伍鹏以婆缪峰等群山为背景拍了张合影，并计划好第二年再次挑战婆缪峰。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现，如今，照片中的两位好友也已经不在了。